1929年底至1930年初，广西地区先后爆发了百色和龙州起义。

这些起义的爆发，源于当时宁汉合流的武汉汪氏政府对南京蒋氏独断专行的强烈不满。汪精卫政府暗中推动湖北张发奎进攻粤军陈济棠，并策划通过薛岳拉拢广西的俞作柏和李明瑞，背后给陈济棠捅刀，进而通过内部对立加剧蒋桂阵营的分裂。

广西内部在如何利用这一时机的问题上存在较大分歧。有些人主张应与俞作柏和李明瑞联手攻击广东，而另一些人则认为应当乘机加强兵力，趁乱发动起义。此时，广西省府秘书邓斌（即邓公）则提出，应该在韦拔群多年经营的左右江地区，寻找机会发动武装起义。

邓斌当时作为广西省府的秘书，与桂系的俞作柏和李明瑞有着深厚的私人关系。李明瑞是北伐的名将，曾任桂系钢七军副军长，但在蒋桂战争中背叛了桂系，导致李宗仁、白崇禧和黄绍竑等人败退。随着俞作柏与李明瑞与南京蒋系的矛盾愈发尖锐，局势的紧张程度几乎达到了随时爆发的地步。

邓斌洞察到军阀间的裂痕，决定趁机加大力度。与此同时，同盟会和北伐军的老将张云逸在地方军阀中拥有极高的威望和深厚的人脉，这为起义的策划提供了重要的支持。于是，邓斌、张云逸和叶季壮等人决定一起行动，首先奔赴南宁，利用当地的形势“火中取栗”。

要发动起义，仅凭韦拔群在东兰县的几百名游击队员显然不现实，邓斌和张云逸一行人计划效仿南昌和广州起义，通过突袭桂系较为薄弱的警察部队，制造一线突破。此时，年仅25岁的邓斌发挥了出色的口才，与张云逸一同在南宁说服了俞作柏和李明瑞，使他们坚定了借机夹击陈济棠，分一杯羹的计划。

随着桂军的主力向广东推进，南宁的防务则显得尤为薄弱。为了不使南宁变成“空城计”，一支尚未完全训练的警备队需留守此地，而指挥这一队伍的领军人物，自然非“老朋友”张云逸莫属。于是，张云逸被任命为南宁警备司令。邓斌和张云逸巧妙地实施了“火中取栗”和“调虎离山”的策略。

然而，桂军的进攻并未如预期般顺利。当桂军一进入广东，俞作柏、李明瑞手下的三个师便发生了哗变，投靠了粤军。趁此机会，陈济棠开始反攻，兵锋直指南宁。此时上级指示邓斌、张云逸坚守大城市南宁、梧州和柳州，但他们却果断决定放弃这些大城市，转而前往左右江地区发动起义。

左右江地区正是广西东兰县韦拔群经营多年的游击根据地，成为了邓斌和张云逸发动武装起义的理想地点。他们以“剿匪”为名，打开了军械库，并利用船只将武器运送到左右江。张云逸带领南宁警备队的四大队前往右江，而邓斌和陈豪人等人则乘船直奔百色，准备发动起义。

1929年12月11日，在广州起义两周年之际，百色起义爆发，红7军成立。红7军司令部设在粤东会馆，军长由张云逸担任，政委则是邓斌，参谋长为龚鹤村，政治部主任为陈豪人，经理处处长是叶季壮。红7军下辖三大纵队，共计2800人，其中包括韦拔群、胡斌和李谦等人。

起义胜利后，邓斌和何世昌继续马不停蹄地赶赴龙州，筹备龙州起义。龙州是广西的重要边防重镇，也是左江地区的首府。这里山高谷深，交通不便，经济贫困，社会矛盾激烈，民众怨声载道，正是发动武装起义的理想地点。邓斌和何世昌从百色出发，历经300多公里的艰难路程，终于抵达龙州。

然而，龙州的形势并不如他们所预期。俞作豫从南宁带来的广西警备第5大队的三营中，已有两个营发生哗变，叛军与土匪联合，攻占了龙州。尽管俞作豫经过一番努力才勉强将叛军驱逐出龙州，但警备队的三营在叛变后，剩下的仅是一个营。就在此时，邓斌和何世昌及时到达，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改变了警备队的战斗力。

通过改组、撤换旧有指挥官，并成立士兵委员会，邓斌成功实现了军队的脱胎换骨。这些措施类似于主席当年在秋收起义中采取的策略，极大地提升了部队的战斗力。1930年2月1日，龙州起义成功，红8军正式成立。红7军和红8军的指挥体系得以巩固，而起义的成功也为之后的战斗奠定了基础。

然而，随着红8军逐渐陷入困境，叛变和失利接踵而至。红8军的第三纵队发生叛变，第二纵队几乎全军覆没，而第一纵队仅有少数幸存者在桂军重围下艰难突围，最终成功与红7军会合。

红7军和红8军的成功并非易事，这背后是数不清的牺牲和艰难困苦。许多革命先烈在艰难的环境中挺身而出，为国家的未来作出了巨大贡献。